根据毛远新透露：毛对周的真实看法

“若不适宜，敬请告知，我自会为主席另行安排……”故而，在众多人的眼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宛如一对不可分割的搭档。

自无需讳言，毛泽东与周恩来虽同出一源，然毕竟各自为独立个体，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难免存在差异，这种分歧的存在乃人之常情。然而，关键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妥善解决分歧，在共同的理想中寻求共识，于差异之中实现团结，正是这种卓越的品质，成就了他们的非凡成就。

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阎长贵曾根据中央要求，对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进行过整理。据闫长贵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的某些表现提出过批评……

事情是这样的：

林彪事件结束后，在党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率先发言，回顾了我党历史上的前六次路线斗争，其中，着重提到陈独秀与张国焘。

毛远新全程参加了会议，对周恩来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的发言进行了详细记录。后来，在与毛泽东的一次闲谈中，不知怎么地，话题就转到了林彪和周总理身上。

听了毛远新的叙述后，不知为什么，毛泽东的情绪突然有些激动，眉毛也皱了起来，过了一会，他突然对毛远新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把责任都推到德国人李德的身上是不正确的！”

此话一出，令毛远新有些惊讶，心想，“怎么，主席居然帮李德说话？”这也难怪，毛远新虽然和毛泽东一直生活在一起，但叔侄二人极少谈论政治上的一些事情，毛远新那时对党内复杂的历史并不比普通人多知道多少。

但毛远新没敢把心中的诧异说出来，而是继续听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很多同志把当年的责任都推到李德的身上，似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都是因为他，这一点我不赞成。王明路线是造成整个苏区丢失的主要原因，政治路线应该由博古和洛甫（张闻天）两人承担，军事失败则由周恩来负责。”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事告败，部分人士将失败原因归咎于李德、博古、张闻天，甚至将周恩来牵扯其中，要求其分担部分责任之际，毛远新对此感到极度震惊，难以置信所闻，不由自主地惊呼：“五次反围剿的挫败，竟然让总理也要承担过失？”

毛泽东看了看毛远新，肯定地说：“是的！不过，总理的错误和王明不同，和李德、博古也不同，他没有自己的路线，只是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内容，毛远新根本不敢再插嘴，更不敢发表任何个人看法，只是拿起笔和纸，把毛泽东所说的话详细记录了下来。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毛泽东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对毛远新说了很多一些连党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述的过往秘辛。

谈话到最后，毛泽东向毛远新说：“总理最大的功劳不是在解放前，而是在解放后，他对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管理体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国后无论是大的治国方针还是小到民生，问题具体怎么做，全都是由周恩来一手处理。”

解读毛对周的评价。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虽在党内军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但这声誉源自自秋收起义以来的卓越远见和无可辩驳的工作成就，主要得益于基层广泛的拥护。然而，他并未获得“上海中央”的特别青睐，亦未曾得到上级的直接认可。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深受民众爱戴，却未得高层青睐”。因此，尽管他是建党的先驱，并为上海中央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却始终未能跻身党的最高决策层。相较之下，周恩来则截然不同，自苏联留学归国后，他一直身处中共的核心圈，自党的“六大”起便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党内地位远超毛泽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的评价与态度对毛泽东的影响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总体上遵循的是就事论事的原则。众所周知，毛泽东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施“武装割据”，但党内对此长期存在批评和否定的声音。1929年2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二月来信”，对毛泽东的策略提出了质疑，并建议红四军采取分散游击战术，同时提出将毛泽东和朱德调离的建议。毛泽东在接到这封信后，感到极度不悦，于4月5日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致信中央，强调来信对形势和自身力量的评估过于悲观。随着蒋桂战争的爆发，周恩来并未一味坚持“二月来信”的立场。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越级”行为，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如此，在朱德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周恩来并未因此对毛泽东进行报复。实际上，周恩来与朱德、陈毅的关系都相当密切，他与陈毅不仅是留法时期的同学，更是朱德的入党引路人。然而，在这次争论中，周恩来依旧选择支持毛泽东，认同“党的一切权力应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包括“党对军队的指挥，而非军队指挥党”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党的绝对领导，才培育出了崭新的人民军队，也使得毛泽东能够率领这支军队书写出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史诗。

“无论战事之需，即刻电传，我接电令即刻归队。”这一指令不仅展现了周恩来处理人际关系的非凡能力，更彰显了毛泽东将事业利益置于个人情感之上的崇高品质。

在反围剿的五次决战之际，周恩来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的成员，肩负着协助李德处理军事事宜、确保军事计划得以贯彻的重任。纵然在反围剿的失利中，周恩来亦分担了一部分责任，但自遵义会议之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充分信任并放手让他大胆指挥，这才使得红军逐步走出了困境。这一事实充分彰显了周恩来卓越的洞察力，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总能作出英明的决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征初期的筹划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本无意图将毛泽东纳入长征的队伍，而是计划将他留驻中央苏区。这并非博古有意借助国民党之力进行“借刀杀人”，实则是源于他对毛泽东的不满。毕竟，当时无人能够预料到，红军撤退后，国民党会对苏区实施如此残酷的镇压——“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

毛泽东对左倾领导层心存芥蒂，因此他选择不随行。于是，他向中央递上了书信，表达了留在苏区继续战斗的愿望。但中央已做出决定，由项英负责留守苏区，并组建苏区中央分局，领导当地的斗争。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再加上两人性格刚强，均不适合共同留守。若毛泽东坚持留下，项英则不得不离去。然而，长征的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苏区留守的人员名单也已确定，其中不少是项英亲自挑选的。在这种情形下，若毛泽东选择留下，必将引发人员变动，工作量巨大，时间也十分紧迫。因此，博古与周恩来均不赞同毛泽东留下。为了说服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进行了通宵的深入交谈。最终，毛泽东同意加入大部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毛泽东毅然踏上了长征的征程！这一抉择为中国革命的航向与未来种下了决定性的伏笔，构筑了改变其命运轨迹的坚实基石。

至此，事态的发展已无需过多言说。经过湘江战役的洗礼，在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意志引领下，红军果断地放弃了原本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的既定策略，转而踏上了向西南进军的征途。历经“四渡赤水”的艰难跋涉，红军成功克服了重重困境，最终抵达了陕北。

而周恩来自湘江战役惨遭失败后，也开始反思以前的军事指挥问题，并逐渐转向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为此，他与威信尽失的李德渐渐疏远。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更是没有履行自己作为“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的权力，鼎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此后，毛泽东凭借着自己的非凡才能和远见卓识，逐渐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主心骨，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以惊人的魄力和如海般的胸怀，带领党和国家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胜利。对此，博古后来曾评价说：周恩来有句话对我影响至深，中国革命胜利靠什么？靠谁领导？答案是一个了解中国的领导者，而周恩来所指的正是毛泽东。可以说，正是经历了重大挫折，周恩来才深刻领悟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

在毛泽东与张国焘激烈冲突的紧要关头，叶剑英透露了张国焘的秘密电报给毛泽东，此事让毛泽东铭记在心，直至晚年仍高度赞誉叶剑英“遇大事能明断”，由此可见，对于周恩来在革命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英明决策及对他持续不断的支持，毛泽东怎能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呢？

因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实则呈现出一种辩证的、一分为二的态势。他一方面高度认可周恩来在建国后对国家经济体系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与运作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对国务院的工作更是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指出，鉴于周恩来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成长背景，他在某些关键时刻确实过于强调对上级的“服从”，对上级意见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考虑不足，导致在处理问题上显得过于僵化，缺乏灵活性。换言之，由于过分追求“不犯组织错误”，有时反而可能犯下其他错误，甚至导致“路线错误”。对此，周恩来本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曾自我剖析，承认在王明路线当政时期，自己存在“宁肯犯路线错误，也不愿犯组织错误”的倾向。

或许，这正是毛泽东所要传达的对周恩来真实情感的深刻体现。